沉箱内部，由无数脚手架支撑起来的“南海I号”船体赫然出现在眼前。它已被安放于沉箱之内16年。

　　“南海I号”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年代较早、体量巨大、保存较为完整的古代远洋贸易商船，已出水文物超18万件，创全国单个考古项目发掘数量之最。

　　1987年，“南海I号”宋代沉船的发现震惊世界。2004年首创“整体打捞”方案，2013年开启“南海I号”的全面发掘工作，至今整整十年。就在今年11月3日，“南海I号”沉船总体保护项目启动，这标志着“南海I号”开启了一个新阶段：全面保护、研究阐释、活化利用、展览展示、学术交流的新阶段。

　　2023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指出，加强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利用，实施早期岭南探源工程，做好“南海Ⅰ号”整体保护，启动“南澳Ⅱ号”考古发掘。

　　这个11月，南都记者走进“南海I号”保护发掘现场，深入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一线工作者的日常，回望“南海I号”展开全面发掘的这十年，展望属于广东和中国水下考古的新成就。

　　“没有整体打捞，就没有我们全面发掘的这十年。”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研究所所长肖达顺直言。“我们提供的不仅是中国方案，而是世界方案，我们有这个自信。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，是在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体系下的伟大成就，这一点是毫不含糊的。”肖达顺说。

　　11月10日下午，跟随着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水下考古队员胡思源，记者来到位于广东阳江的广东海上丝绸之路博物馆，走进这里最神秘的领域：进住巨大“水晶宫”多年的——“南海I号”保护发掘现场。

　　踏上悬梯的瞬间，刺鼻的气息扑面而来，这是海泥和微生物发酵的气息。站在12米深的沉箱边缘向下望，令人感到一阵眩晕。沉箱内部，由无数脚手架支撑起来的“南海I号”船体赫然出现在眼前。

　　它被安放于沉箱之内已经16年。长约33米，宽近12米的沉箱，是2007年承载着“南海I号”和水下淤泥一同浮出水面的“载具”。自此，这艘在古老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航线个世纪之久的宋代木船，带着古老中国的历史文化秘密浮出水面。

　　“水晶宫”里的主角，这艘宋代沉船一共有14道隔舱。“但我们目前能看到的，其实是船体甲板以下的部分，以上的都没有了。因为当时船沉没后，甲板下的部分刚好钻入淤泥底下，因此能保留下来的就是海床以下的部分。其余的都被破坏掉了。”胡思源介绍，如今我们得以跨越8个世纪一览原貌的沉船部分，长22米多，宽超过9米。如果是按文献记载，它在当时应该是一艘中小型的货船。

　　潮湿是这里的主题。下午三点，工作人员正站在脚手架上，对船体进行液体喷淋，一天三到四次，保持木质船身的湿润。暗棕色的船体，在灯光的照耀下泛出水润的光泽。错综而坚硬的钢管支撑起柔软的朽木，焊接工人正小心翼翼地作业，不时冒出火光，船底被短暂地照亮。“以前依托沉箱，搭起脚手架，再用脚手架把沉船支起来。我们现在做的，就是用钢架替换此前的脚手架，下一步应该会计划把沉箱撤掉。”

　　1987年，“南海I号”宋代沉船的发现震惊世界；2004年决定筹备“整体打捞”方案，2007年整体打捞成功；2013年开启“南海I号”的全面发掘工作，至今整整十年。“2019年，船体内部的文物提取完毕，从2019年到今年上半年，我们又完成了船体外部清理。”今年11月3日，“南海I号”沉船总体保护项目启动，这标志着“南海I号”开启了全面保护、研究阐释、活化利用、展览展示、学术交流的新阶段。

　　转入全面保护，对于胡思源和同事而言，意味着新的工作和挑战。“总计出土文物超18万件，这个数量在当时其实是远远超过预期的。你在现场能看到的，所有篮框里放置的瓶瓶罐罐，都是我们发掘出来的各类文物。”满载着陶瓷、钱币、丝绸，还有部分金银铜锡、竹木漆器的宋代沉船，为今天的考古发掘提供了充足的研究样本。“我们现阶段已经撤出考古现场，接下来的工作转入库房，对个体文物进行信息整理，为后期的报告编写做好准备。”

　　在“南海I号”保护发掘现场，墙壁一侧挂着一面钟表。在这里，一艘宋代的商贸沉船、几个日复一日的考古工作者、“水晶宫”外前来参观的一波又一波游客，反复出现在同一个位置——这里是对游客开放参观的考古发掘现场。隔着一层透明的亚克力板，时间的序列在这里有了几层交错。

　　从2013年开启“南海I号”的全面发掘工作，至今整整十个年头，胡思源陪伴着“南海I号”走过。“在这里，我们同事有人负责考古发掘，有人负责测绘，有人负责工程，还有人负责文物保护。主要是这四个板块的分工。”

　　曾沉睡水中近千年的商船，经过整体打捞离开原有的海底环境，发掘工作刻不容缓。“考古发掘拖得越长，对船木的保护越不利。”胡思源介绍，当时和同事的工作原则也是尽快结束考古挖掘，然后进入到船体保护阶段。

　　“但是从沉船里提东西，并不是公众简单想的，只是把淤泥里的文物拿出来而已。”考古挖掘有精细的工作流程：每提一件东西，都要给它写一个标签，要拍照，然后要记录它的坐标信息。在2014-2015年的“南海I号”初期发掘阶段，采取的就是这样精细的发掘记录方式。“因为当时主要集中在沉船表面发掘，出土文物数量少，所以我们还可以做到出一件文物，就手写一个考古用的标签，将每件文物的信息记录在案。”

　　每一个手写的文物标签，都记录着文物的编号、位置信息、坐标信息和现场照片。由于“南海I号”采取的是6x6平方米的探方发掘方法，“一个探方的负责人可能一整天就能写200件文物标签，然后再把文物从淤泥中提取上来，今天就干不了别的工作了，写标签是很费时的事。”

　　随着后期发掘规模不断扩大，出土文物数量猛增。“后来进入船舱，发现大批量的文物都是成组出现的，因此我们调整了原有的文物提取方法，改为成组提取，假如1组有10个或者20个碗，我们就给这一组碗编一个号，编的是坐标点号。”这个坐标点将成为这组文物的唯一标识，后续根据坐标点和发掘时间，再给每件文物陆续编号。把前端的工作巧妙转移到后端，为现场发掘抢下时间。

　　“在现场的发掘，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阻碍，就是到处可见的脚手架。”在考古队员清理船体外侧的时候，由于最早尚有淤泥支护，船体结构尚无需担心。但当外部淤泥都被清理掉时，小一点的船板就可能会往下掉。“毕竟是木质的东西，朽得厉害，并且沉船时间太久了，木船内部结构已经被破坏了。所以我们揭完一块淤泥，就得用脚手架撑起一个区域，要不然这条船肯定是保不住的，会散架。”

　　在12米深的沉箱内部，错综穿插的脚手架越来越多，胡思源和同事发现，这对后续发掘工作造成了不小阻碍。

　　“首先是人员进出的问题，脚手架之间的宽度大概只有六七十厘米。我们要不就是从上面搭梯子下去，或者是用梯子进入沉箱底部，再从里边钻进去。但每次下去都必须戴头盔，因为里边空间太小，磕磕碰碰都是难免的。每次干完活出来，头盔上是一头的泥。”

　　除了头盔，口罩是另一个工作的必备。“其实下面的空气质量是很不好的。”一方面是沉积千年的海底淤泥发臭，其次是被提取的动植物腐殖质也散发着“特别”的气息，此外还有为了保持船木湿润、一日三到四次喷淋的液体同样有异味。“几种气味混合在一起，人在下面待久了，其实是比较难受的。如果时间太长，是得戴防毒面具的，但很闷，说话也困难。”

　　伴随着考古队员撤出发掘现场，针对“南海I号”的考古工作转入整理研究阶段。如今胡思源和同事的大部分工作时间，是针对出土后的上万件文物做进一步的收集、录入、整理工作，为后期的成果产出做好准备。

　　上班时间，胡思源穿一身墨蓝色的工作服，上衣胸口的位置，写着“南澳Ⅱ号”四个字——这是一艘发现于广东南澳海域的元代沉船，也是广东水下考古工作者新的使命。“走进夜海，去打捞遗失的繁星。”在胡思源的社交平台主页上，常年写着这样一句话。

　　清晨的广州东山口街巷里，三角梅点缀一抹出墙红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研究所的办公楼正坐落在此。《水下考古》《文博学刊》《海洋史研究》《考古中国》《自然与文化遗产研究》......被成摞的专业书籍包围着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水下考古研究所所长肖达顺，正伏案工作。

　　“考古项目，挖一年起码就要整理三年，这是很正常的。”如今，“南海I号”转入全面保护的新阶段，对肖达顺和同事而言，也意味着转入考古整理研究阶段。“梳理考古发掘的阶段性成果，逐步向学术界和公众公布‘南海I号’的相关研究成果。挖掘文化内涵的过程中，会慢慢复原文物之间的关联和其背后的历史。”

　　回望“南海I号”的全面发掘工作，“真的是整整十年啊！不说是摸着石头过河，最开始真的是连石头都没有，全靠想象。”在肖达顺看来，对“南海I号”开展的整体打捞，博物馆内全面保护发掘，边发掘、边保护和边展示等工作，堪称前所未有，更是为世界水下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中国方案。

　　1987年3月,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“水下考古工作协调小组”成立,并召开第一次协调会议。同年8月，交通部广州救捞局与英国海上救捞公司联合发现“南海I号”沉船。11月,组建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室，这三个事件标志着中国水下考古由此正式拉开大幕。水下能见度极差，而这样一艘前所未有的古沉船本身就是珍贵的考古发现，“整体打捞”开始方案走入大众视野，2004年，“南海I号”沉船整体打捞筹备工作正式开启。

　　“我们现在能取得的成果，可以说都是整体打捞带来的红利，没有整体打捞就没有我们后期发掘这十年。从水下连带着淤泥把沉船捞上来，再运到陆地的博物馆内‘入户’，这是一个伟大的工程。”人力、财力且不论，同时还伴随着能不能做成的风险。“没有参照模板，技术有待挑战，能不能行？这需要魄力与勇气。”确认了整体打捞方案后，广东水下考古工作随即全面展开。

　　当时单是为了吊起装载了沉船和淤泥的沉箱，广州打捞局就为“南海I号”定制了一台具备4000吨起重能力的“华天龙”号，堪称亚洲第一吊。那是属于广东考古的黄金时代，丰富的发掘成果自此为世人所知。“发掘‘南海I号’的经历，让我们探明了水下考古可能出现的各类风险与挑战。后来国内的各类水下考古工作，就可以踩着石头过河了。”

　　后期十年的全面发掘工作，则是在践行整体打捞方案最初的愿景。“考古发掘，不是可丁可卯的。公众觉得我们每天就是刷刷挖挖，是吧？但实际上，我们每一个考古队员面临的挑战远不止于此。”项目本身的复杂性巨大，每项计划和每个节点需要完成的任务各有不同。“但我们依然热爱这种挖呀挖的过程，很享受不断有新鲜信息出现的感觉。”

　　回望考古发掘这些年的成果，肖达顺举例，类如“南海I号”出土“淳熙十年”印文酱釉罐，以及墨书“郑尽金记直癸卯岁次”青白釉印花双系罐，它们的发现对推测“南海I号”的年代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，基本可确定“南海I号”沉没时间是在1183年或之后不久；“南海I号”出土的酱釉罐，与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部分酱釉罐均产自南海诸窑，则明确了“南海I号”来过广州，并从广州离岸。

　　“除了珍贵文物外，此前出土的很多酱釉罐，普遍被认为不具备太大审美价值，但其实它们正是海洋生活的一种载体。里面装着的各种生活物品，正是货船最后离岸前，跟广州港关系的证明，代表着更广阔的一种历史景象。我们考古发掘，就是要不断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，‘南海I号’和整个南宋时期的世界贸易体系如何互动？这个景象值得憧憬，也需要给公众一个交代。”

　　“因此可以这样说：‘南海I号’提供的不仅是广东方案、中国方案，而是世界方案，我们有这个自信。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工程，不仅是我们广东，我们中国，而是人类历史的伟大工程。也不仅是我们广东水下考古队，而是整个社会、整个国家体系下的伟大成就，这是毫不含糊的。”肖达顺直言。

　　“水下考古听着好玩、高大上，其实是高风险的。”肖达顺向记者介绍，全国具备水下考古资质的只有200多人。“经常下水的也就80人左右，我们广东有20多人，占到1/4。”

　　因为水下考古的特殊性，下水的机会和时间非常有限。“所以为什么在整体打捞过程中，我们尽量‘能不下就不下’，因为下水本身就有风险。”肖达顺直言，水下考古和陆地考古面临的挑战完全不同。“就算配高氧的压缩空气下水后，在30米深水底工作时间最多也就20分钟到30分钟，之后必须要慢慢上水，否则各种危险也会随之而来。”更有甚者，则会对身体会造成不可逆伤害。

　　肖达顺介绍，空气潜水的极限是55米，一般超过40米就会更加谨慎。在水下则需要通过气息控制自己的平衡，遇到水流急、不稳定的时候，只能不断打脚蹼去稳定自己的身体，而且非常消耗体力，同时也意味着消耗氧气。“水下某深度一瓶气能用一个小时，气息不稳，可能半个小时就没气了。”

　　培养一个专业的水下考古队员意味着高额的成本。从事水下考古摄影的摄影师黎飞艳，如今已有了20多年的水下考古拍摄经验。“现在一年也会有2-3个月在水下，做广东和全国的水下考古任务。”在没有接触水下考古摄影前，海军出身的黎飞艳，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陆地田野考古摄影工作。“2005年，为了配合‘南海I号’整体打捞工作，我参加了广东省的水下考古培训，顺利成为了一名水下考古摄影师。”2011年7月，由黎飞艳拍摄的一张色彩清晰、构图巧妙的“南澳I号”景德镇青花瓷器照片，成为广东水下考古史上的定格之作。

　　能在漆黑一片的水下，拍摄一张光线充足、画面清晰的文物照片，其背后的挑战不为人所知。需要在水中稳定自身，稳定摄影器材和灯光，要能熟练操控潜水设备和水下摄影器材，同时还要搜索水下遗存的拍摄视角，还要注意时间和气压，注意跟队友和水下考古队伍的配合……“像我们这样的‘菜鸟’，下水后，脚蹼在淤泥上轻轻一拍，那就完了，这片区域你别想再看到东西了。”肖达顺笑着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