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20年12月，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《Science》上的一项研究显示，与高收入人群相比，低收入人群患抑郁症、焦虑症等常见精神疾病的概率要高1.5~3倍。

　　今年2月，由中国科学院发布的《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（2021～2022）》显示，收入是影响抑郁、焦虑检出率的首要影响因素之一。

　　其中，无业/失业人员的抑郁风险检出率高达31.0%，远远高于其他职业群体，且月收入越低，抑郁风险检出率越高。

　　因为穷，许多孩子，尤其是留守儿童，缺乏与父母的情感链接，直接跳过了童年时代，早早进入现实社会，何谈快乐。

　　有钱人出现精神心理问题苗头后，往往能及时接触到更好的医疗机构、更高水平的医生、更先进的治疗手段，帮助自己摆脱疾病。

　　而很多农村地区的贫困家庭，能接触到的只有村卫生院或镇医院，省级医院难以企及，很多时候因负担不起而选择不治疗或延误治疗，最终陷入精神疾病的漩涡中，无法脱身。

　　2015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厦门市重性精神疾病患者每年人均总花费为3万元；而2016年北京精神专科医院的人均住院总费用约为2.3万元。

　　以南京某医院为例，副高职称以上的专家一次50分钟的心理咨询，经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为800元，每周1次，每月就需要自付3000~4000元，这是很多小城镇家庭一个月的全部收入。更何况，心理治疗短则需要数月，长则数年。

　　受疾病及社会歧视等因素的影响，很多患者就业难，有超过一半的人失业或永久无法工作，困难可想而知。

　　患者往往需要有人陪护，很多外出打工的父母为照顾生病的小孩回到老家，靠低保维持生活；本来有大好前程的女儿，因为母亲患病无人照料，不得不中断学业……

　　当家庭的钱被耗尽，甚至负债累累，亲情也会慢慢消失殆尽，迫于贫困，迫于家庭其他成员还要生存，很多患者因此而被家人“抛弃”。

　　更有甚者，直接演变成人间悲剧。2015年，广西一位50多岁的父亲把精神分裂症的儿子骗到水库，狠心将其杀害，原因是治病花光了家中所有积蓄，女儿也不得已辍学，然而却没有尽头。

　　精神疾病的预防、治疗和康复，需要国家加大精神卫生的投入，让更多的人尽早得到治疗；需要政府解决贫困问题，提高国民整体收入；更需要健全社会保障制度，提升对精神疾病患者及家庭的支持。只有政府多部门及全社会合力构建一张结实的资源保障网，才能把贫病群体稳稳托住。

　　世卫组织一项设在非洲国家肯尼亚的研究显示，给贫困家庭提供400～1500美元（约3~12个月的家庭收入）的援助，4个月后抑郁量表的评分下降，3年后家庭成员的抑郁程度普遍下降。

　　相比现金援助，我们更提倡“多角度脱贫”，通过提供多种支持方式，包括技能训练、工作机会以及更好的储蓄条件和医疗卫生服务，使援助对象摆脱贫穷与疾病。

　　在台湾，有一个“活泉之家”公益项目，从2004年起便在小区中运作“精神障碍会所”，为精神疾病“会员”们提供工作岗位，帮助患者发展“病人”以外的社会角色，使他们重新看见自己的价值，促进康复。

　　项目组长吴家琪曾分享过一个案例：28岁的精神障碍女孩思琪，在基金会的帮助下，开了一间小小的花店。

　　半年来，病情一直稳定，整个人状态越来越好，由此打破了从高中开始，近十年来发病、住院、出院、再发病、再住院的循环。

　　希望友善的社会人士能对他们多一些爱心，有条件的雇主在能力范围内尽量为他们提供一些工作机会，这很可能是改变他们一生的重要机会。

　　请不要对贫穷的人进行道德审判，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为“不努力”“怕吃苦”“ 懒惰”； 也不要对精神疾病患者嗤之以鼻，患病并不是他们的错，他们只是受苦之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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