原标题：1980年，一妇女带3斤黄金去银行换钱，牵出一桩19年前的惊天大案

　　1980年4月15日上午的9点，一名五十多岁的妇女，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沉阳分行中华路营业部。她从包里拿出一块方形扁平的金块，从收购金银的7号窗递了进去。

　　就在这时，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正坐在角落里默默注视着。银行职员管凤昆接过金块，用手掂了掂，估计有三斤多。乍一看，金块一侧有割痕。他用试金石试了试，成色达98%以上。

　　有多年收购经验的管凤昆脑海翻腾：“这金块成色非常高，形状特别，不像私产，倒像是工业黄金。什么工厂能有？19年前，615厂丢了黄金……”他一边想，一边凿开黄金继续查验。

　　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警惕性，让管凤昆意味深长地看了银行保卫干事刘国臣一眼。刘国臣是来看金块的，他也觉得不寻常。于是，他们立即给工商局和平区管理所打电话。

　　管凤昆用秤称了这块金块，重1826克。按当时的金价，超过23000元。女人用六个名字，定期存了23000元，再存了200元活期，连同剩下的六十多元零钱，都装进了她的钱包里。

　　坐在角落里的中年男子见钱已经到手，情况正常，便淡定地离开了。就在这时，刘国臣走到了女人的跟前，劝她去办公室喝口水，休息一下。

　　这时，工商局管理所的管理员夏玉环已经到了。夏玉环借此机会与她闲聊，并说出于安全考虑，建议由银行派人将她送回家，但是被该女子拒绝了。

　　夏玉环觉得该女子的行为可疑，便向沉阳市公安局和平区派出所报了警。9时30分，公安局副局长李广军接到电话。十分钟后，他和分局的三名同事来到银行。

　　经询问，该女子称她叫黄淑珍，是沉阳郊区苏家屯公社的一名社员。李广军立即联系了苏家屯派出所，回答说没有这个人。警察的态度严厉起来，大声质问她。

　　这时候，黄淑珍有些紧张了起来，她只好说出了自己的真实住址：大东区小河沿路学工里六楼2号楼54号。接着，李广军又打了一个电话，去核实了这个地址。

　　最后，查明这个地址的户主是615厂生产计划科的副科长关庆昌。于是，李广军果断将黄淑珍带回分局。随后黄淑珍更紧张了，不停地喝水，坚持说是她爷爷把金子留给她的。

　　李广军召开紧急会议，决定立即派人到黄淑珍的家中进行搜查。经过四个小时的紧张和仔细搜索，终于从黄淑珍衣箱底下垫箱子的两个长方形木箱中，找到了九块金子。

　　加上黄淑珍带去银行的那一块黄金，一共是八百零七两，正是19年前615厂失窃的那一批黄金！而这些黄金之所以被切分成十块，就是为了便于销赃。

　　而早上那个在银行一角鬼鬼祟祟，观察情况的人，正是关庆昌。他看到兑换出来的两万三千多块钱已经成功存入了银行，便放下心来，急忙赶回工厂去上班了。

　　下午四点钟，关庆昌正在工厂俱乐部开会，工厂保卫科科长就通知他去会议室。关庆昌打开门，看到两名身穿警服的人。他脸色骤然变了，但是仍然狡辩，说黄金是他父亲留下来的。

　　公安局依法对其予以拘留，当公安局的一位同事将找到的黄金放在桌上的时候，他额头顿时冒出了冷汗，不得不对自己19年前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。

　　那时的关庆昌已经54岁了，他在1949年进入615厂当工人，1960年升任计划科的副科长。他给人的印象是“老实”、“工作踏实”、“谨慎”和“业务能力较强”。然而，这些都是表面现象。

　　新中国成立前，他曾受雇于敌伪的工厂，在旧社会的体制中度过了大量的时间，形成了他贪婪、投机、虚伪和冒险的内心世界。一旦找到合适的时机，它就会发作起来。

　　60年代初期，我国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。在党的领导下，全国人民同心同德，英勇地同巨大的困难和国内外的敌人作斗争。这时候，关庆昌觉得是时候“大干一场”了。

　　于是，关庆昌和在615厂金电解小组当工人的妻子合计：偷一批金子，发一笔大财！1961年初，黄淑珍利用厂区管理不严，从工段偷了一个金钩、一个金疙瘩、一个金耳子。

　　关庆昌觉得“不解渴”，他要寻找机会，亲自下手，“要偷就偷它个实惠的”。1961年3月16日下午，他进入成品包装组窥探情况，看到地上堆放着装有黄金的木箱。

　　作为计划科的副科长，他当时就知道仓库已满，厂领导决定把这批成品由包装组直接装车运出工厂。包装组的铁门锁着，进不去，但是旁边就是压延工段，中间只有一堵木墙。

　　这两个部门夜间都停产无人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下手机会。1961年3月17日，关庆昌每天例行检查生产情况，他看不到金子是否在仓库里，也不敢再去包装组。

　　于是，关庆昌就让黄淑珍去那里看看那批金子到底还在不在。1961年3月18日，关庆昌下班以后急忙赶回家，黄淑珍告诉他：“还在那里，用苫布盖着。”

　　当时，下着小雨。关庆昌披上雨衣，拿了锤子、绳子和手套，进了工厂，先把这些东西藏在办公室里，然后跑到工厂浴池洗澡。洗澡的时候，他故意和一些熟人说笑。

　　出来时浴室外天已经黑了，关庆昌到办公室拿了锤子和绳子，换上雨衣和西装上手，直接去了压延工段。他撬坏了木隔板，钻进了包装组。他摸了摸那块苫布，拿出一个木盒打开。

　　然后取出了两块金块，用绳子绑起来，挂在脖子上，掖在裤腰上，又穿上了一件棉衣，外面套上雨衣。他在黑暗中摸出了工厂，跑回家，把金块藏在装刨花的筐底。

　　几分钟后，他又跑到工厂俱乐部参加一个周末舞会，和工会主席和检查科负责人等人一起跳舞。舞会结束后，他和一些熟人回家，边走边批评一个同事不应该骂他的妻子。

　　1961年3月19日是星期日，整个工厂都休息。早上，关庆昌理了一下头发。下午，他把金块藏在家里炉子的落膛灰里。第二天早上，包装组的工人上班后才发现黄金被偷了。

　　这些被盗的金块重达807两，成色达到99.9%以上，当时价值超过14.1万元。这件大案子，顿时惊动了整个工厂，震惊了整个城市。公安人员赶到现场，发现并提取出了鞋印。

　　关庆昌当天就得知以后，晚上回到家立刻把脚上穿的钉胶掌的棉鞋底割下来，并找了一双没钉掌的单鞋，把鞋底剪了，让他老婆连夜缝到棉鞋上，再把割下的棉鞋底和单鞋帮烧掉。

　　第二天，他穿上了那双“留帮换底”的棉鞋，照常去上班工作。公安人员确定作案工具是羊角锤以后，关庆昌同样很快就知道了，然后他就把锤子扔进了公共厕所里。

　　后来，工作组与关庆昌交谈，询问他在黄金失窃那天下班后的一些情况。他说去工厂洗澡的时候和谁说话了，在俱乐部和谁跳舞了，和谁一起回家了，都说得很清楚。

　　关庆昌将案发期间的“二十分钟”，说是“去理发店剪头发，找了两家也没能理上，周日才去理发店”。显然，这关键的“二十分钟”没有证据，是一个巨大的漏洞。

　　然而，专案人员看到了他新理的头发以后，便相信了他。虽然调查了大量人员，组成了庞大的破案指挥部，但是狡猾的罪犯关庆昌最终没有被人注意到。

　　关庆昌确实是个非常狡猾的老狐狸，1961年作案以后的19年里，他一次次躲过风暴，不仅救了自己，还骗取了更大的信任。因为工厂后来再次掀起了破案热潮，他还是躲过去了。

　　起初，关庆昌还是非常害怕的。然而，人们却没有想到，这只一向“工作积极”、善于迎合上司的狐狸，很快就被厂方派去参加市里的工作团，大盗竟然是“积极分子”。

　　后来，在特殊时期的那段时间里，工厂里面越来越混乱，关庆昌暗自得意。他冷静下来，没有任何的动作，玩起了“坐山观虎斗”，整天在车间安静地工作。

　　工厂越乱，他越有安全感，藏得越深。后来，有36名工人和干部还因此事而被牵连了。为“稳妥起见”，关庆昌削尖脑袋想入党，1972年，工厂把他从车间调到财务部做成本员。

　　到了财务部后，关庆昌今天发一份“入党申请”，明天又发一份“思想报告”，处处显示“紧跟形势”、“积极工作”的态度。每天早上七点前，就提前进厂打水、打扫科长办公桌、洗烟灰缸。

　　科里的一个同志想请假去探亲，科长不同意，他就帮忙说情：“自愿承担两个人的工作。”工厂里每个人都说他是一个“好人”。1974年，他终于被“纳新”入党，成为工厂的“先进工作者”。

　　特殊时期后，他摇身一变成为了“受害者”。工厂为他“落实了政策”，重新任命他为生产计划科的副科长。因为没有科长，他实际上是负责部门的所有工作，是全厂的总调度。

　　1977年，关庆昌还升职加薪了。被他坑害的同事李榆被下放到昭盟，他赶忙去送他，并帮忙拿行李。李榆从干校回来，他第一个去看他。春节，又是他第一个去给李榆拜年！

　　李榆的爱人王逊在医院接受手术，还是关庆昌找到一辆车送她去的医院。骗得李榆的孩子们也纷纷表示“关叔真是个好人”，可是他们哪里想到，差点害死自己父亲的就是这个“好人”呢？

　　关庆昌就是靠着这些伪装，逃过了一劫又一劫。后来，更传出厂方要提拔他为副厂长，派他去广州参加重要会议。关庆昌志满意得，自以为从此以后就可以安然无恙了。

　　然而，在社会主义的中国，这800两黄金他“吃不下，卖不了，花不出”，关庆昌也急得经常茶饭不思。为了藏匿和贩卖赃物，他在恐惧中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，绞尽脑汁，愁白了头。

　　1980年3月，国家提高了金银的收购价格。1980年4月，关庆昌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，说有人卖出了价值1万多块钱的黄金，然后把钱都存到了银行。这些消息，都让他心痒难耐！

　　1980年4月10日，关庆昌、黄淑珍前往中华路银行营业部观察情况。他看到有很多人在卖金银，而且不需要任何手续。他告诉他的妻子：“是时候了，是时候采取行动了。”

　　几天之后的4月14日，关庆昌向附近的一家储蓄所索要了七张定期储蓄存单，为黄淑珍、三个儿子、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，各填了3000元的人民币存款证明。

　　4月15日的凌晨5时许，关庆昌就让黄淑珍在市银行门前排队，然后他回工厂上班。后来，他忍不住溜到了银行去观察黄淑珍的整个活动，看着黄淑珍拿了钱才回工厂。

　　令关庆昌没想到的是，他十九年的黄金梦，就在那一瞬间化为了乌有，他们夫妻俩最后同时落入了法网。好消息传到了615厂，整个工厂里瞬间爆发出了巨大的欢呼。

　　有多少工人在同一天买了肉馅包饺子庆祝，有多少老朋友聚在一起举杯相贺？当李榆和妻子王逊，包装队的工人小高和郭嘉智听到这个消息时，不禁泪流满面。

　　因为他们当了19年的替罪羊，如今终于水落石出，翻身了！人们高兴的是，19年的大案终于破获。同时，逐步恢复和完善的法制，以及良好的政治形势，都令人欣喜不已。

　　这件事充分展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威力，也表明在我们新中国里，任何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恶人，无论多么狡猾、多善于伪装、多么隐蔽，终究都难逃法律的制裁！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